| 牧斯 |
2014-09-21 09:43 |
木朵：不以花海的名义
木朵给《泊可诗》的礼物，谢谢！
提壶挂寒柯
——陶渊明
知非晚笑蘧
——杜牧
人际关系是祈祷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是进取关系。从祈祷中汲取进取的力量。
——卡夫卡
一切关于传统的反思都必然从这一断言开始，即在传递别的任何东西之前，人必须首先把语言传递给自己。
——吉奥乔·阿甘本
确实，在一首真正的诗里，只有这些漂泊着的真实、这些可能的类别、这些既无过去也无未来的元素才能存续，它们历来都是以整体方式介入到现时的环境中的，永远是诗的先锋，并激励宇宙中泛指的其他物质——风、火、土、水——加入进来。
——伊夫·博纳富瓦
有一年（也许是十年前），我和会计系同事小江去九江开会，经南昌转车；事先，我跟当时还不是很熟的诗人牧斯（1971-）联系，期望见个面、一起吃个饭。牧斯古道热肠，热情款待了我们。此后，他回家乡探亲，我都乐意与之小酌，演化至今，他每次回宜春，都变成了我和当地几位诗友借机一聚的文学节目（节日）。不妨说，在南昌与牧斯的老家——“十甘庵山乡”（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辽市乡）——之间，宜春市区（或简化为牧斯经常落脚的中山中路及“绿茵宾馆”，进而是我们把牧斯纳入“袁州诗话”范畴的那个小小的文学圈子）这个中介扮演了一个二者紧张关系的调解人，而我作为一位接待者刚好伫立于市区，为牧斯往返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提供一块必要的友谊的跳板。
作为一个中介或见证人，我当然会格外留意他每一次从老家（年迈双亲苦守的山村，以及那个花姓——牧斯的本名叫“花海波”——作为一个小姓、弱者而繁衍着的族裔）出来后回到中年生活情境中的南昌——哦，英雄城，或者洪都新村（小区）——紧接着会写下怎样的诗。这一类型诗孕育于家乡、山野之间，稍不注意，读者会觉得这是一种古来有之的、对土地或农耕文明耿耿于怀的抒情诗，但其实不然，随着这些诗篇在数量上的堆积，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别集的写作模型：既有别于他人——牧斯的同龄人对乡村抒情元素的理解，说到这里，我不妨做一个断言，那就是牧斯这一代人是最后的农家子弟（下一代人已丧失了对农村生活一探究竟的天赋和血缘，而牧斯的父母可称之为中国最后的自给自足式农民形象之缩影），又有别于牧斯在洪都新村为了寻找语言的另一组壕沟而着力进行的诗学观念探索。简言之，把牧斯关于家乡变化进度及其反思的这一部分诗抽离出他的诗集，就意味着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诗人轮廓。
从评估牧斯诗艺水平这一角度看，以十甘庵山乡为抒情背景的类型诗是对其写作（观念）价值定位时碰到的第一个坎坷。在不少同龄人还徘徊在“听取蛙声一片”、“枯藤老树昏鸦”之类的传统审美情趣与所谓的有所改良的新古典主义之间时，牧斯至今已经写出关于当代人对农村生活和现实情况最富有深邃洞察力也最痛彻心扉的诗句。只是人们普遍地认为没有这样的好事发生在“洪都新村（南昌）-中间地带（宜春市区）-十甘庵山乡”这三点一线的情感走廊之中。但我认为牧斯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当代诗人之一（或可说，他是踏踏实实吃透了“当代”内涵的诗人之一）。他不仅仅是属于江西的，或者说，仅仅以江西省这一地域来承揽他那醉人的写作才情、他写作中屡屡带给读者的“最”之发挥、之感受，未免太吝啬了一些；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抒写的出色篇章已然变成了聪明的尺度，衡量着同时代作者的无力或超脱。牧斯凭借着最近出版的诗集《泊可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审美与诗学探索的一根标杆。
他看来找到了解决“当前条件下如何写农村题材（乡愁）的诗？”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法。换言之，他利索地找到了那些促成农村变成今天这个样态的“条件”，每次返乡，设想他站立在田埂上挑拣张望之际弥漫着的写作素材，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但在年轻时的躬耕和父母年迈时的劳作之间，寻思反思的机缘，确立自己作为有血有肉的诗人——见证人、介入者、预言者——还是能成立的。他来到乡野，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成就一首诗，尤其是当他在城里呆久了，断了乡土的给养，他需要重返故土换气，以延展一位诗人的能耐。他留意乡间的鬼巫传说、宗教气息和坟茔磷火，但都设法结合到他人的形象塑造上来，通过连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来诚恳地代言他者未了的愿望和化解不开的悲情。他不是扮演一个时代进步者闯入落后的乡村，嘲讽衰老的生产方式或诅咒城镇化对农村的掠夺，他的批判不是以怒目瞪眼的方式进行的，也不提出一份掷地有声的政治纲领，而是半带惋惜地承认童年记忆里的乡村远胜于眼前逐渐衰老的现况。不过，他甩开历史包袱，爽朗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认栽于历历在目的物是人非事事休。以探询人的命运为契机，抓牢了他跟这块故土的情感纽带，有一次，他跟我说一首写母亲的诗，暴露了母亲的人性之恶，很可能落个不孝的骂名，但他还是同意这首诗的坦诚与对母亲的爱并无衰减，他保留了写作的初衷，并意识到了他做到了一位诗人应有的冷静和睿智。
农村在他的感觉系统中仍在生长，远没有完成，最初，他是去搜救那已丧失的人情和人缘，实在地营造挽歌的气氛，接下来，记忆发酵的成果是，任何逝者的重现都是写作中的一个新情况，不因生死两茫茫、远隔数年而把逝者定格为早期的一个定论，于是，死讯以不同的修辞形式重新被告知，死亡重获生机。现在，他已不太在意播撒在故土中的前后岁月有何差别，所关心的是自己从城里（准确一点说，是从互联网世界里）带出来的语法在这里还是否奏效。这里不正是一个试验场吗？没有诗这一层面、这一平行世界的复苏、崭新，返乡之旅几乎是失败的，无关于文学的、假惺惺的乡愁。
一首写及与“父亲”一起割槭树或斫楠木的诗既可以是下乡当日劳作的感受，也可以是呆立于一个空洞前的遐思，这首诗并不认定“父亲”是第一读者，但接受“父亲”这个合作者一起来观察诗的生成法则。“父亲”在一首诗中出现，无非是表明这确有其事，这是两代人同时存在于此的事件的介绍，但诗人所关心的是：（1）要不要在诗中显露《诗经》的调子？（2）“父亲”作为背景存在之际，诗人自己的处境会怎样？又有什么新办法描述出来？（3）劳作的意义是什么？父子俩一起干活算得上一种罕见的经验了吗？（4）“父亲”作为情感的一极，在诗中的表现（或者说出现佳作的次数）是否能超出“母亲”那一极？（5）“父亲”的处世哲学当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吗？“父亲”的世界能否透过诗这一场合演化为、拓展为为人子者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简言之，语言尽孝的可能性真的有吗？（6）诗人本人作为另一个“父亲”形象是否更为逊色？“父亲”作为情感引擎启动了一个怎样的预言机制？（7）“父亲”为何难以在一首关于洪都新村的诗中出现呢？那么，谁代替“父亲”在洪都新村持久地发挥启迪作用呢？
他把诗的种类按题材发生场域分成几类之后，又逐步察觉到这一划分造成的诗的特性方面的丰富，于是，他身在哪里就能有所选择地、下意识地写哪一种诗。这种多元性感觉使得他屡屡体验到自己在驾驭多方面的题材时的出色能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在丰富已有品种同时，不断追求其他的场域、其他的诗的形式。而且，在不同品种或专辑中的诗，相互借鉴，展示了他人所不能同时具有的际遇如何兑现为个性非凡的诗。或许，在十甘庵山乡，虔敬这一元素偏多，他重视并忠实于触景生发的记忆，他小心翼翼赋予每一爿记忆以伦理，在这方水土，他收敛了多个自我变为唯一的赤子，而在洪都新村，欲望这一主题望眼欲穿，仿佛在一块父母看不到的胜地为所欲为，无需在写作前后考虑父母会怎么看，很可能他特意把一枝恶之花献给诗神，如果意识到诗神生气，他又换一个花样去孝敬，在这里，他放浪形骸也不惜，巴不得一下子七十二变，穷尽自我的种种变数。
而自我的求变这种自觉性之由来也是一个漫长的求学过程，早期受教于博尔赫斯、里尔克，之后“双卡”（卡瓦菲斯、卡佛）带来新感觉，最近镀金于杰克·吉尔伯特。他悉心揣摩高手的写作特点，观察对方怎么干零活又怎样化零为整，注重诗的体态，了解章节变化之玄妙，测试行行转换之际的弹跳力，又探问诗怎么开头、尾声出现的形式有哪些，最关键的是他整个生命的洋溢都是以他是一位诗人这种唯一性自我意识为河床。他建造了一条秘密通道，供他和诗神拉近距离，在这里他接受神谕，但又理智地化身为神人。在南昌，人们谈起他，只有一个可能性：他是一位诗人（“我，可能因诗闻名这座城市”，《未来的读者》）。尚可修饰的无非是两个方面：善饮酒和写得奇异。
每次聚餐，无论是他回宜春还是我去南昌，都要喝酒，如果不加以克制，往往都要烂醉。最近有一次，他喝至八两二锅头就醉了，我扶他回家。只能跟的哥讲去洪都新村。具体是哪一栋我也不知。但他还清醒，扶一段，他就挣脱搀扶，兴奋得如牧童，跑一段路，摆动双臂，忘乎所以。次日醒来，全然忘记醉后的种种细节。这两年，他偶尔提及身体不如从前，虚弱，阴气较重，但还是戒不了酒。尽管如此，他并不把饮酒当成获得人生大义的渠道，也从不取道于酒和醉，腼腆于“啸傲东轩下”的欲为而暂不必为的心理曲线中。他下了关键一注，在诗神出现过一次的空杯里，“我的嘴笨拙于我的诗，/我的语言笨拙于我的诗”（《诗为最高》），他自信一饮而尽的不是那乱人心性的液体，而是重塑衷肠的语言甘露。他不做别人的祷告牧师，他装扮成一个缪斯混入那仙人的聚会之中。在花海中他一言不发，即便是打一个圈轮到他说话，也只是诗的语言，不可化约于平均智商的场合，而在一棵树或一个窗子或一块墓碑前，他却迅速恢复了口吐莲花的本事。
在他所能接触到的圈子中，他的诗并非人人明白无误的漂亮成绩单。人们觉得有点怪异，说不出好在什么地方（或诗人的精力耗在什么地方），但仅凭诗中古怪精灵，他就保持了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身份，却从不拍案而起，吁请在座诸人见怪不怪，好好破解那诗中的牧笛。沉默于现存的评价氛围中，事后又发奋于诗的得寸进尺，并非对虚名的后撤三十里，而是悲中有喜于诗还能冒出来并达成彻底的慰藉。他得当众证明有什么能耐，可他总是故意推延轮到他表态的那一刻、那一个顺位；他并不因表态的迫切而发展出自己在散文方面旗鼓相当的能力，他所有的需要——认知的需要、表态的需要、审美的需要——都揉入诗的皮肉之中了（或变成“诗里的唾液”），其中就包括以诗论诗之作。
我们不妨一边盯着他的一首诗，一边判断诗意萌芽的起点在哪里：诗意从生活的空间突然觅得一条细缝（“每一样细小的事物/都有一个内部”，《夜钓》），渗透出来（似乎是深浅不一生活球体分泌出来的一股粘液），他等的就是这样一个端倪，从这股热流入手，介入它可能的属性调查与走向分析之中，利用经验，但又不全信它，保持开放姿态以紧随诗意之荡漾而赋予情感等同可观的形状。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两个：其一，诗意向诗的过渡、淬炼和结晶，由一个意象、一句诗如何延展为一首诗，片段如何演化为整体，吉光片羽如何变成一只活灵活现的翠鸟？其二，诗意凸显的契机（奇迹）如何加入诗人的意志系统之中，为诗人认知诗最核心的特征奉献一个一天之中难得一见的解？
他那古怪精灵的语调来自怎样的被改造过的传统？确实不肯太过流畅——他时常对诗坛写作的不良作风予以“油腔滑调”这一评语的口头批评——在一种几乎顽固坚持的句读方式中嗫喏前行，他心灵上的呼喊远快于字面上的表述，在一句诗中硬塞进去一个逗号，着重提示读者注意这儿的节奏，看起来他并不信任读者凭其经验从一个带有条件从句的长句中自行其是地调节节奏，读者都得听到他的布置、他率先掷出的脚步声。他作风中的怪异不是源自他的某种九曲回肠的宗教信仰，或者跟他作为一个时常调侃一番、恶作剧一下、颠倒正统论者相框的无神论者有关，他也从不刻意去平抑他人对怪异的不满，却忐忑不安于这种陌生感很可能因两股力量被他人看得清晰而锐减；这两股力量是指：一方面，他对乡土有一些目光源自少数族裔似的看法，他提醒读者注意到示弱者如何（又为何）柔韧不绝——他避免了一个被新闻报道过的乡村和农民在诗中再发类似的声明，他不去谈论滚滚而来的机车或拆迁问题，转而去查看齿轮如何运转、政府强权背后的危机，这就是一种敏感于时代氛围并果敢提出一份语言解决方案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他私淑名单之中，哪一位刚刚闯入他审美框架的杰出诗人一路抛掷诗学的法宝，他自估到底捡拾到了什么又攀上了怎样的高枝，也即，他总是在写作的进度中反顾其义，与其说看重被言说的时代事件，不如说更关切诗艺有否提高，尤其是现学现用的效果到底如何，这便是一种反观自身的力量。
他的确会使用一个准方言的词语来制造一次断裂。他在谈论鬼神传说时营造了一股巫觋之气，但肯定只限于同情乡民对无所不能的神力的崇拜，并通过提高诗神在众神中的至高地位来反讽诸神的虚无。他注意到尘寰之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超出了某个或某代诗人的理解力，但肯定能被神奇的还在成长的语言所认知），甚至地球作为一颗星球还远不是至高至妙的载体，尤其关于未来世界的人的形体、情感的模式、语言的样貌，他在诗中进行了兴致勃勃的探寻和总结，仿佛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题材上的互不搭界、各司其职因某种中肯的神力确然存在而合为一体，有时，他伫立于洪都新村某个夜晚的窗边（“什么东西/都从洪都新村拓展而去”，《夜（之一）》），就能猛然攫住诗神的衣袂，或者因一时跟不上诗神的步伐而奔命于与其他地域（甚至其他时期）的诗人角逐才艺的美妙想象空间之中。
他的作品中涌现了许多人，但他并不是以大画卷徐徐展开的方式，统辖全体的人际关系、人的感情于一首大诗之中；他采取了一种优雅的对策，讲究分寸于每一首诗中只谈论一人——即便某人的可写性太多，他也可在日后另写一首诗——在谈论中，他主要刻画了那人的欲望，也即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无能、无奈和轻易的满足，同时，他的那个超我形象窥伺着这个写作中的自我，不断劳心于一首诗还可以怎么展开或收束。偶尔，一首诗看似是写活了一个生活在尘世的渺小个体的窘境，但细细辨析，读者就会发现它更多地是为了兑现某个欲求与杰出诗人某首诗旗鼓相当的挂念（“我常常感到。我们的生活/不真实。记忆和文字中的世界反而更可靠”，《墓碑》）。而当作品中的人难以为继或形象重复时，他会写自己。这正是写作的最后堡垒，也是为众人所知却不易（也不忍）触及的秘密。在“写自己”这一领域，他做到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分明：很少代入他人的生活轨道，为之代言某种生活的晃荡和荒诞，他者被严格限定在一个被观察的位置上，比如“菩萨艰难地/维护自己的真身”，就显露出他跟“菩萨”这一描述对象的若即若离，克制住成为一个比对象懂得更多情况或真相的人，他作为冷静的旁观者所奢望的是如何再一次从对象的身上觅得诗意，与如何化解对象的危机或劫难相比，他更钟情于如何化解他有缘碰到的语言的无能症结。
未来之诗（“未来的艺术”、“未来的读者”）会是怎样的面目？这是他一直较为关切的问题，也可理解为这是一个关于诗的命运和出路的持久思考过程，但不是关乎一位在生诗人如何赢得荣誉的捷径。他重视诗的形象的再生，而从未耽溺于他是一位弱势个体或社会小角色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独饮着诗还有改观的可能性这一琼浆，他为自己心手如一地改造着诗的成色而由衷高兴。这当然是一种极为隐秘的使命感，但随着攀升途中得心应手的次数渐渐增多，他就从深密的幕后踱步而出，自然而然地挑起了重担。“深夜了，还是没睡着，/在研究自己诗歌的缺陷。”（《熄灯》）——这正是洪都新村那一支灯光所赋予这个时代、那个英雄城的尊严所在。他果敢地扎入了一个历史性开端，或可说，他的诗对开头的要求急切而深邃，他一头扎入这一罅隙之中，已顾不上诗将如何演绎这一开端所奠定的意义，他认为诗的尾声是复眼，无非是再一次审视了诗的开端那决意一写的宏愿。打一个比方来说，他在湖边看到了一圈涟漪的一小截，便跳了进去，为了找到视力所不及的那个中心（不满于肉眼刺激而更信赖身体），这个举动确有拿命一搏的意思，但他坚信有一个这样的中心，它定能有最奇妙的慰藉作用，也能交付诗的全部精义和语言的真貌，就在这并不为游回来保存一半的体力的看似冲动（“抓住真理的冲动”、“我要寻找自己那最真诚的声音”）的决策中，他很快就收获了由他这个闯入者构成的一个次要的中心所震荡出来的圈圈涟漪，只是他还不够确定这些涟漪与那唯一的中心所荡漾出来的波纹有多大的姻亲关系，也不确定这些涟漪传递开去抵达岸边为另一位漫游者所见，那人会怎么被诱惑，会不会也认为自己看到了诗神显灵，并毫不迟疑地投入其中，细浪追随巨浪，渴望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