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读书报告之
章太炎关于诗歌有无韵的见解探讨
花居白
章太炎简介及《国学概论》发表背景：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梅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梅乘），后易名章炳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始盛终衰：上海国学演讲（1922）
1922年4到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由于此事得到报纸的宣传。
上海国学讲习会于每周六下午开讲，前后共十讲。由于先生名气大，加之江苏省教育会不遗余力宣传，所以演讲会初期听者众多，首场约千人，但从第四场开始，听众渐稀，仅200余人，以至最后一场听众仅80多人了。曹聚仁对此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是“太炎先生年老气衰，不能发明朗的声浪”；二是“每周六讲一次，递延太久，不能使听者恒久”;三是演讲地点“中华职业学校地处南隅，奔驰不便。”而如今我手读之《国学概论》即出于当年曹聚仁先生记录出版，于今影响甚大。
太炎先生于第一章概论中直接表明：“但凡称之为诗，有韵方能传达情感。”并表示如今社会上流行的白话“诗”不用韵，即使有一定美感，只应该归入散文，不必算诗。他举出动物之间虽然不能言语，只专以幽美的声调传达彼等的感情，认为成文的诗应当是要有韵的，否则无韵的表情达意和动物间的亲昵传情无异。引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以此说明诗歌创作还是要有一定规矩，仔细讲起来说明诗也是必要韵的。“有韵为诗，无韵为文”便是太炎先生为诗与文所划定的鲜明界限。
因此，作为无韵诗的代表——白话诗，自然免不了太炎先生对其的质疑、讥讽。他在第四章国学之派别中坦言：“诗至清末，穷极矣……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为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这里竟直斥作白话诗为“堕落”。又引胡人之子史朝义咏“诗”为：“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挚。”以此夷狄之人胡乱作“诗”为白话“诗”的始祖，明明欺当今白话诗人学识浅陋，不通文韵。轻薄之意溢于言外。
其实，太炎先生对白话诗歌态度如此消极与怀疑亦不无缘由。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新诗诞生以来，中国诗歌界发生剧变，现代新诗有力冲击了中国古体旧诗的地位。社会变革加剧，同时也催化了诗歌界的破立，新诗实现了从古至清末逐渐僵化的文言向新鲜活泼的现代白话的转换，其形式上趋于散文化，追求自由，与要求社会变革的时代大背景相适应。在“诗体解放”下，“无韵诗”渐被认可为诗。白话诗首倡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希望以“无韵诗”的引进，使得诗歌品种更加丰富，利于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文学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加快打破封建建制的桎梏。
然而，令倡导者始料不及的是，“无韵诗”’引入诗歌界后，并不仅仅作为诗歌品种的补充，而是进入以难以预料的速率疯涨的状态。原因在于，“无韵诗”显然创作难度相较于有韵诗难度更低，既然创作门槛更低，难免有仅粗通文墨、学识浅薄、不学无术而图名者蜂拥而入，故社会上有大量鱼目混珠的作品流行，真正的好“无韵诗”不免埋没其中。同时，二十世纪初叶积贫积弱、孱弱无能的政府，战乱凭仍、动荡不安的社会，麻木不仁的群众百姓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使得中国文艺作者既难以得到有韵诗歌所必要的积累和训练，也难以加深对现代无韵诗歌内涵的深刻理解，其认识仅浮露于表，因此中国诗歌界大体上竟成一“四不像”的状态。结果是，“无韵诗”以极度散漫，高度散文化的形式逐渐成为中国新诗的主体，新诗逐渐丧失作为有韵诗歌的特性，以至于中国诗歌数千年以来作为韵文的性质受到质疑。这显然失去了新诗先驱者的初衷，胡适自言并无改变中国诗歌的韵文性质的本意。但然事实就是如此，又怎能免得了被梁任公称为“正统派的殿军”章炳麟的抨击？
虽然基于如此情势下，但太炎先生的论断就必尽然吗？未必。即使作为太炎先生多年拥趸的师友如邵力子、曹聚仁等人，对于其“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观点亦不敢苟同。邵力子指出太炎先生有两种积习：好奇。恶新。其中“恶新”就是不满于太炎先生对白话诗的看法。邵力子不满于太炎先生明知无韵的新体诗亦有美感、《尚书》也即当时的白话，白话确实使人容易理解，却似乎偏偏要将文言与白话、有韵诗和无韵诗对立起来似的，他揣度太炎先生是担心白话文盛行，国学即将废绝。提出做白话文与研究国学，有韵诗和无韵诗乃是并行不悖的。曹聚仁在《新诗管见》两篇中鲜明表示对“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看法的质疑，以及对于太炎先生所说“白话诗是向下堕落”更是强烈反对了，运用了数学概念“集合”的形式，通过“韦恩图”直观显示，否认了太炎先生白话诗与有韵文全然对立，提出诗既可有韵，也可无韵，白话诗也未必无韵的观点，还创见性地续道：诗有别妙，不关韵也。甚至于得出“诗文本同源”这与其师完全相反的结论。讲道为文乃是从理智出发，不能不长，不能不详明叙事，无韵是必然趋势；写诗多由情所至，全无思考余地，不期有韵而韵自具，所含情义深厚的白话诗也是如此。得出判别诗文绝不可专重于有韵无韵的结论。
新诗概念的建设就“韵”这一关键因素，走过了建韵和拆韵两个阶段。以太炎先生等一批人看来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合法性在于用韵，而今日新诗自成为体，却始终无韵。因此，新诗的倡导者和先驱者同时也在反省和改进。刘半农和钱玄同在各自文章中曾就新诗韵律存无问题讨论。他们一方面倡导韵文改良，通过“破旧韵造新韵”，也主张增多诗体，另建无韵之诗，并找出了一些古典诗词的先例。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的地位，实际上也与“歌谣研究会”的诗学探索相呼应，强调了新诗的民间资源。此外，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基本判定了新诗走了无韵的路子，他认为中国新诗基本是“没有节调，没有韵”，这种“眼看的”诗“唱不来”、“记不住”，“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并提倡“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鲁迅所说的无韵诗应当也包括那些用韵不自然的新诗。当然，一些诗不单无韵，又言之无物，也没有了“诗”，自然排出在外，简直存之无益。鲁迅的说法从诗歌普及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流行歌曲不就是如此么？它们的歌词往往朗朗上口，极易使人记住，其中不免有其语句大致押韵的缘故罢。
质而言之，乃是太炎先生从保存国粹、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等激励国人守正持中、溯本清源的角度出发，提倡国学，以抗争当时“全盘西化”、“欧风美雨”等言论，并不代表他完全将白话诗文贬得一无是处。太炎先生在晚清革命时期，出于救国革命的需要，对用通俗浅白的白话文来普及知识，教化民众是绝对不排斥的，因为“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可起到开发民智的作用。他还用通俗文字写过《逐满歌》，民国年间还出版过《章太炎的白话文》。这些在本书导读中皆有提及。但这仅仅是为了方便在民众中普及基本常识，按其自话来说“斯皆浅陋，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认为这些白话诗文始终诗不得登大雅之堂的。因此，他也批评两宋理学家语录口语化的倾向，“言文一致”。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时人以白话诗文写作的排斥与否定了。所以，太炎先生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提倡以白话文普及教育，基本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从他的保持国粹的角度理解，亦有提振民族文化自信力的意义。他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要用文学复古的手段促成，就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般，“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是有益无损”，而文学“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太炎先生从对抗“全盘西化”、提振国民文化自信出发，提倡国学教育来赓续传统思想文化，重整社会崇洋媚外的风气，这些对于民国时期乃至当下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来说，显然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太炎先生讲授国学、开办国学讲习会的缘由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