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年前在《编织与构造》一文中，曾谈到艺术之恶，即艺术家以揭露人性丑陋之能事，以揭露人性之恶为乐已经形成了另一种恶。当时主要讨论的是刘义的诗歌，并没有深入地探讨，只是一拂而过。今微博、微信朋友圏因为铁链女事件、俄乌战争、上海疫情等大量地讨论平庸之恶，甚至搬出汉娜•阿伦特、西蒙•薇依等人的文章，找出并证明人们人性之恶、甚至平庸之恶的原因。指出即使是一介平民，如果对恶行并未及时发声或制止，也是犯有深重恶行的，这种恶行被名为“平庸之恶”。这些朋友（先入为主）的观点是，人的智趣、权利（义务）和社会身份是相等的；人的遭遇、苦难和欢乐……甚至也是相等的。他们假设人具体特殊性，不但为自己奋斗也为他人奋斗，如果拥有无以伦比的勇气一辈子都不懈斗争，那该是多么高大、光荣的事情。他们渴望人人如此，人人去发现和批判人性之恶，这样的愿望固然美好，但有没有发现，这有没有有点像艺术或艺术家之恶？也就是说，我们在以一种固有的价值、有可能是永不毁灭的价值观在思考问题，我们在行使一种自以为是、永远枯竭的艺术正确的话语去剥削人的存在和生存。我们将人（准确说是他人）当成了病体，永远在找各色人等在族氏、文明和生活中的毛病；我们仿佛在等他们犯下罪行，而一旦某人犯错，我们就喜形于色，被上帝赋形一般居高临下地强烈批判。我们以这样的批判编成故事、诗歌、小说或其他艺术作品，我们以此博得功名，掌握艺术权力。我们以此为乐。
我们将我们的另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当成敌人。我们没有爱自己，也没有打算了解我们的另一部分人。如去了解那也只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完成作品时仍毫无悬念地、概念地将一部人描述为恶人。我不知这些朋友是站在什么立场去看人的，是“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还是唯独我与众不同？读他们的文字、听他们的声音、看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责问生活中最朴素的人，他们审问人类中最卑微的存在，甚至不允许卑微；他们看起来在爱同胞但其实是在爱自己，他们珍惜自己的名声而不允许别人平庸。即使汉娜•阿伦特和西蒙•薇依这样的理论家，即使她们从二战中总结出很多经验，发现很多案例，即使后来又更多的“人性之恶”被暴露……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总是天然地站在与人类（准确说是他者）对立的立场上，然后编织这样的价值观与理念。即他人即恶魔，他人永远二元对立的那一边。这是一种基于人类是星河中唯一主宰、天生自我优越、自以为是建立完备社会体系自我束缚且相互屠戮的理论。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结构完全可信，并相信人在自我约束与自我放纵中牴牾，并建立一套又摒弃一套制度，循环往复，当假定有不大满意的时，就雷霆大发；小到还可以是一个方法、一次会唔，总之是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结果。朋友们之于这个方面，去看人。
我的理解是人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征?或有没有其他的视角?深空探测器从数十亿公里外发回的照片地球只是那张照片上的一个像素颗粒。甚至颗粒都不算。地球边上的空间或无穷只是一个窄小的区域。我是说，当在一个生物在其他地方思考，他会考虑我们的慈悲和善恶吗？他需要了解我们的人性吗？地球上的物种本身提供了无限的丰富性，早已给了我们太多暗示，为什么总要自我拔高呢?为什么总要总结出这么多戕害自己的理论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总是以伤害对方为乐呢？哪怕是不计形象的自我抵毁。定义他者为恶和地狱，可曾想过自己也是深渊？尤其是艺术家，总是不断地将深渊的瞳孔放大，无限的精密结构有如黑洞。事实上，生物中的任何结构，任何有一个点，都可观察到这样的罗旋。所以，放大人性之恶是轻而易举的事、最讨巧的事，如果仅仅靠揭露这点而获得价值，我们是否过于单向思维？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放长远一点，或放到内部或众物平等的位置来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