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本名为《汉代史讲义》，是顾颉刚先生1935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秦汉史”时的讲义，同年在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时又名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重版时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并增加了一篇序，讲明了写作此书的由来、经过和改名的缘由。
当时国人普遍处于一种对古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大环境之下，清代的汉学研究十分兴盛，这批人的本义是摒弃宋明以降占据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影响，以汉代近于先秦，则汉儒之训必近于古人本义，故奉汉儒之说为圭臬，用梁启超评价清代大儒惠栋一派的话来说就是：“凡古皆真，凡汉必好。”清代汉学本想抛开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自说自话的论调，追溯最原始、真正的儒学传统，才奉汉儒之学为正朔。可这初衷虽好，但却未免过于偏颇，过犹不及。清代学人凡是研究中国古史和先秦诸子学说必须先从汉人的基础上入手，然后才可沿流溯源，只能以此为汉人说法为基础得出一些论断。倘若有人提出汉人之说一些不合理之处，也时常受到打压而不被允许再发声。所以汉代学术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始终依靠着清儒不遗余力地为其戴上模糊、神秘的面纱得以维持。正因汉代经学始终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坛地位，自清代以降的学界普遍盛行“疏不破注，注不驳经”的学风，其影响力接着延续到民国，故而造成了包括部分学界人士在内的大众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这种环境下，顾颉刚先生以其敏锐的视角发现了真实汉代学术的黑暗内幕，其所谓权威而承续先秦经典真传的汉代学术，大部分不过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地位而蒙骗和麻痹民众的政治工具。顾先生是在广泛阅读前代学人疑经著作以及与同时代学者如钱玄同、胡适等人深入交流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疑古辩伪思想。顾先生所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既继承了历代学者的疑古辩伪思想的优秀成果，同时又与近现代传入的先进科学知识相结合。顾先生在《崔东壁遗书序》中自言：“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旧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的迷信。”以此为基础运用历史进化论、民俗学和考古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疑古辩伪体系。[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全书以“疑经辩伪”思想为核心贯穿整个文本，以由秦至东汉末的历史轨迹为脉络，以此期间的经学演变为框架，以鞭辟入里的眼光评价和批判秦、汉代的学术流变轨迹。全书共二十二章，对汉代经学流变的各个方面与原因均有详尽的论述，顾先生将全书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从第八章到第十八章，说明博士和儒生是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地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从第十九章到二十二章，说明汉代的经学是如何转入谶纬之学，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贯穿来说，本书即讲明了由秦至汉的方士与儒生是如何应用和创造阴阳五行之说来标榜自己的政治学说，以此取悦当朝统治者，为各个阶段的统治者政权的合理性与正统性服务。[ 赵宜聪：《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管窥.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方士和儒生们往往再根据这些“创造”的阴阳五行之说来排布一个自认合理的古史排列系统，而这些古史系统是可以根据当朝者的喜怒和需要进行修改的。顾颉刚先生自言，本书二十余章文字尽述了汉代学术主流，充分揭露了汉代思想的黑暗面。
因此，本文便围绕顾先生自己所划分的三大部分对原书内容展开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阴阳五行说影响下的政治制度、儒生与方士的合流、今古文经对实际政治的作用。
一、阴阳五行说影响下的政治制度
据顾先生考证，阴阳之说最先出现在《周易》，而五行之说最先出现在《洪范》。阴阳和五行这两种理论起初并不是合而为一，直到战国时期才由人整合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秦、汉承接战国之后，这一套思想体系的地位便逐步抬高，至于发展到全盛。在这种学说影响下政治制度有：
（一）秦代的国家系统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改造了最初的五行说，构建出一套“五德终始说”。他的学说以凡是作为一大王朝则必据有五德中的一德，而德衰之后则由所克的下一德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新的大王朝。从古至今所有的圣王朝代都按照这样五行的顺序运行下去。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战国纷争之际列国都极度期盼大一统的大背景下十分受用。按照邹衍的学说体系，黄帝应得土德，天呈黄龙地蚓之祥，其服色尚黄，制度尚土；其后的大禹应得木德，呈草木秋冬不杀之祥，其服色尚青，制度尚木；再往后的商汤应得金德，文王应得火德，他们各有相应表示其德的符应和制度服色。按这个说法排下来，取代周朝的秦朝当属水德，接下来就是去找到相应德色的祥瑞，于是就有人向秦始皇进言说，先祖秦文公出猎时曾获黑龙，可见水德之兆早在数百年前就已呈现，如此秦朝继承水德便可以“顺理成章”了。所以，秦始皇便按照水德所代表的涵义创制、整理了一套国家系统：（1）以十月朔为岁首；（2）衣服和旌旗用黑色；（3）数以六为纪；（4）行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5）更黄河名为德水。
（二）汉代的改制
汉高祖刘邦代秦而立，因秦有青、黄、赤、白四个上帝之祠而没有黑帝祠，便将其补上，算作自家的祥瑞。高祖或许认为秦朝太过短命，故不承认其为一德，便仍然自居水德，制度服色大底承袭秦制。到了文帝时期，大夫贾谊以汉承秦后，按“五德终始说”汉应得土德，所以服色应尚黄，数应用五，当改正朔，定官名，将原来水德的制度服色推倒。当时还有公孙臣、新垣平等一批儒生也认为汉属土德，但文帝一朝这种观念终究不了了之。到了武帝即位后，最初还因为窦太后喜好黄老之学而不喜儒术，封禅和改制不能施行。但到了窦太后去世，武帝亲自执掌大权后，便立刻启用了一批儒生，封禅和改制便得以重启。但这次改制并不是完全按照“五德终始说”施行的，而是与“三统说”（即历代王朝是按照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的）结合起来，即用五德说易服色而用三统说改正朔：（1）定历法，以正月为岁首；（2）服色尚黄；（3）数以五为纪；（4）官名的印章改为五字；（5）改年号为太初；（6）以十一月甲子朔旦为冬至。而这次改制中运用“三统说”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因汉初沿用的《颛顼历》误差已然很大，如晦朔日见了月亮，上弦下弦见了圆满的月亮，民众早有不满。故而早有推出一个准确、规律的新历的必要，所以这次改正朔实际上是官方经过精密计算得出的一个较为符合民时的结果，于是《太初历》便诞生了。但在当时盛行的神秘化思想浪潮中，不披上阴阳五行的外衣来讲是不行的。这便是汉朝官方以三统说来阐释建寅为正的原因了。
（三）天变之法
古人相信天上有天帝主宰着人间，而帝王作为人间最为尊贵者，也认为他们自己在天帝那里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威。因此举目可见的日月星便成为了天帝意见的具象表达，而天文现象的变动则显示了天帝的喜怒恶好的变化。如发生日食时，古人以为是上帝震怒而将降灾人间的预兆，天子和诸侯都需减掉可口的饭菜，并从正寝搬出；百官改穿素服，乐官在朝中打鼓，祝官在社神前献币，史官则代君主作册文以自责，希望以此“谨小慎微”的举动请求天帝的宽恕。君主自古以来便承担了人间代表之职，负着以己身替民众向天帝祈求免除灾祸的责任。如汤在位时曾大旱七年，汤则以己为牺牲，进山祈祷，剪发和指甲，欲自焚以求上帝原谅。但这“责任”有时也并不全由君主承担，也可以由手下显赫的臣子代受。到了汉代这种观念便愈发根深蒂固，固然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不愿臣下代自己受天之过，坚持自己不享福来为百姓向天请命。当然还有不那么“好心”的君王们不肯自己受过，天变的责任便只能由次显赫的丞相担负了去。汉元帝时期，出现“春霜夏寒，日青无光”的异常现象，于是丞相于定国自劾去官；汉成帝时发生了陨星和日食，丞相薛宣受到成帝责备而去职，下任丞相翟方进又替皇帝担下了“凶兆”而自杀。有了翟方进自杀的故事后，《汉仪注》便规定了一条法典：当天地有异象时，皇帝派侍中持节，乘四匹白马，携樽酒十斛，牛一头，到相府将这样的灾异告诉丞相。侍中回程行至半途，丞相即上书告病。侍中回朝还未覆命时，尚书便把丞相死讯告诉皇帝。这就算过丞相已替皇帝受过了。这条制度使用虽不算多，但皇帝在位间遇上天变将丞相罢官受过也是常事，即使当时的丞相并不是实权者也是如此。总之，统治者但凡逢上些灾变异象总是需要些表示。可是随着汉朝国力的衰退，民生渐渐凋敝，民众对朝廷的不信任感不断增加，所以每每发生某些“灾异天变”时便十分敏感，这时他们有些人便觉得汉朝气运将尽，该有新的天子受命兴起了，汉庭还因此诛杀了不少持这种言论的人。但汉家气运将尽的论调终究传播开了了，汉庭也不可能捂住全天下人的嘴巴，于是乎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说法。但统治者岂能轻易放弃自己独尊的地位呢？于是乎搞出了“汉再受命”的“闹剧”，企图让自己的统治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延续下去，而事实证明这的确是失败的。此后汉朝的的确确是在走下坡路而不可逆的，想在没有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情况下掌控全天下的舆情是行不通的（武帝一朝全盛之时，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不详异象）。汉朝的“民心”也随着国力的衰退而不断消散，在这种情况下，进退维谷，统治阶级及其受麻痹的人民都在这样的僵局下徘徊不前，再作多少空虚的谶言或异象都无异于隔靴搔痒。
二、儒生与方士的合流
儒生，首先应起于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汉以后逐渐泛指读书人、知识分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二世召博士诸儒生。”秦末博士和儒生通称，叔孙通是儒生，曾为秦博士。有时亦指博士官的弟子为儒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汉初张苍、伏生、申培、辕固生、韩婴、胡毋生、瑕丘江公等经师均为秦时博士或儒生。秦末儒生与方士结合甚密，儒生多通方术，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侯生、卢生逃去，儒生遭坑杀460余人。《史记·儒林列传》说：“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此处所说术士即儒生，《说文》也释“儒”为“术士”。侯生、卢生即是儒生而通方术者。[ 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顾颉刚先生以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是因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因此有了这个称号。最初，儒生和方士之间还是有一定界限的，如顾先生即以为是侯生、卢生两方士逃走，因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方士闯下的祸，却连累了同僚的儒生们丢掉了性命。但进入了汉代，儒生和方士的界限便渐渐混淆了，人们在谈论方士或儒生时往往指的是同一群体，这从汉代的著作《史记》、《汉书》、《说文》等即能看出来。到了武帝一朝，董仲舒和他的一批学生得到重用时，方士与儒生的合流已基本完成，这从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就能看出来，这早已不是纯粹的儒学著作，其中充斥了许多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阴阳家的神秘主义思想，这与先秦正统一派的孔孟思想是大相径庭的，无怪乎顾颉刚先生质疑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吗？”“他真行孔子之道吗？”
考究汉兴以来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生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方士和儒生群体在秦代所受到的迫害，使得他们对皇权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秦初时尚有博士敢于在朝堂上向始皇进言，据理力争，而在遭受“焚书坑儒”这样一场浩劫后，往后的儒生和方士群体便趋于保守了，再也不敢直接与皇帝对抗。但儒生群体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想推行，就只有借助阴阳家们的神秘主义思想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包裹起来，借助“天象”或“自然”来说明自己的主张，这就像找到了一块“挡箭牌”，表示自己所说都是“就天而言”而非个人意志，这样就能更有说服力地促使君主推行政治措施，同时也更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2）汉初的黄老思想对儒生方士化的进程也有很大程度的推动。自汉朝建立至武帝时窦太后去世前，黄老思想一直是自上而下的主流思想。汉高祖刘邦早有轻视叔孙通等一批儒生的事迹。《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这表明在汉初的统治者眼中，儒生的地位实在是不高。在主流思想的浸润熏陶下，儒生们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盛行的黄老之学，黄老清净无为的施政纲领又不可取，那么更多地吸取的就是黄老之学的神秘化方面。同时这也是儒生们保全自身、推行政治主张的需要。
（3）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从世俗上来说，阅读、解释儒家经典就成了正统的晋升途径。人们都意识到依附儒学能够受到皇帝赏识来升官晋级，方士自然也不例外。这就加速了方士集团向儒学的靠拢，方士儒生化也是势所当然。[ 肖赛璐：汉代谶纬背景下的方士、儒生对政治的影响.文学教育，2010.]
三、今古文经对实际政治的作用
方士和儒生在合流之后对政治产生了许多有力的影响，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谶纬。谶纬是谶和纬的合称，“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谶书是占验书，“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就产生的先后说，则谶先于纬，两者在西汉中期之后完成了合流。在一个习惯于以神秘现象来对应人事的大环境下，谶纬的作用受到了方士和儒生的重视。在当时，以儒生和方士为主体的人们就用各种各样的谶纬来解释当下发生的各种现象，这些谶纬要么就是据古书强行附会解释，要么就是当时朝廷“圈养”的一批儒生为朝廷行为的合理性而伪造附于古书之中的。这就引出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一）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
今文经学家如董仲舒等人，常常表现在其思想理论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其内容中杂糅谶纬等神秘性学说。今文经学长期占据汉代的主流学术地位，虽然在王莽改制时期及东汉以后有若干古文经学家被任命为博士，但总体而言，今文经学派可谓在两汉之际都获得政府的重视。今文经学家以为，天下任何道理无不出于经书之中，这种道理具有永久性，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经是道的记载，故而经也不会变，所以人事的一切用处都一定要从经典中搜寻出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有：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等等。而“致用”最明显的表示在政治上，汉朝的诸多改制、封禅、巡狩、郊祀、灾异、祯祥等，大多由今文学家经由经书加以强加解释。顾颉刚先生说，“（其中）固然有许多是经书里没所没有的，但狡猾的经学家总会设法讲得它有，或者竟把假材料插入真书，算做确实的证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今、古文学家，顾颉刚先生都对此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二）古文经学的“作伪”
古文经学在王莽改制代汉之际显得较为活跃。王莽执政后，古文经学家刘歆得到重用，依照刘歆的主张，《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周官经》等均被列为古文经传，甚至有谱无经的《乐经》都被刘歆翻出，设立了学官。同时他还征求全天下懂得那些古文经的人，将他们聚集在京城讨论记录，意图纠正前人的乖谬，统一各种“异说”。刘歆这批人的行为在顾颉刚先生看来是“毒辣”的，因这样的做法既把古文学的种子散播到民间，又使今文学增加许多敌人。顾颉刚先生认为，大量的古文奇字是他们杂凑起来的，有的则是完全杜撰的，也有从古器物上抄写来的。顾先生甚至下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结论：古文学是刘歆一手包办，在十余年间一齐作出来的。
当然，受到重用的刘歆自然要为意图代汉的王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那么最有力、直接的手段便是谶纬了。王莽如欲说明名分上说明新朝受汉禅的合法性，就必须依着“五德终始说”，将自己王家的身世，暗中插入这古史系统之中，因此修改和伪造古史系统之事对新莽一朝来说是势在必行。顾先生以为，这为首的助王莽摆下“迷魂阵”的就是刘歆，如在编辑《左传》时，既说刘氏是尧后，又偷偷将少昊插入黄帝和颛顼之间，露出金天氏一名，暗暗与少昊联系起来。自此之后，太昊伏羲以木德王、炎帝神农以火德王、黄帝有熊以土德王、少昊金天以金德王、帝喾高辛以木德王、帝尧陶唐以火德王这样一系列的古史帝王系统竟将人们欺骗近两千年。
要之，无论是汉代的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在不同时期，不同需要的情况下，都很容易成为政治的工具。今文经中的阴阳灾异演化为谶纬迷信，通过制造符瑞或灾异形成社会舆论，成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当权者通过对古文经的伪造，使人们相信新政权在古书中早已显示了正统性。
四、余说
要之，《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顾颉刚先生阐释其疑古辩伪思想的代表作。尽管这部书里部分观点已经被后来的出土文献证明是错的，[ 李昌远：颠覆和解构——评《汉代学术史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08.]同时也有很多人不赞同顾先生显得有些“过分”的疑古观点，但是这本书（原《汉代学术史略》）在当时的启迪意义是尤为重要的，给研究古史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法，从而能够发散思维，抛弃古人陈说，提出一个个新颖大胆的观念。这对史学的发展和创新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参考文献：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赵宜聪：《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管窥.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
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肖赛璐：汉代谶纬背景下的方士、儒生对政治的影响.文学教育，2010.
李昌远：颠覆和解构——评《汉代学术史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