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不愿意种地，仿佛都是逼的，我和父亲都是在母亲的催促下做事的。不知母亲又是在谁的催促下来做的。我们不喜欢种地，忘记了是谁，将我们遗弃至这里，以至于数百年来，忘记了原罪的加害者。还觉得挺好玩，是有很深的艺术。有许多技巧需要磨练。可我和我的父亲都不愿意种地，前十年，我和我父亲将这种憎恨归结到母亲。这是不对的。母亲又何至于此，她最多只想过更充裕一点的生活。其实，如果她不那样逼迫我们也会干的，我们又没别的能力，没有理想，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这件事上，母亲只是二重受害者的角色。我们长年固守于此，还进化出家族的概念，早已忘记了最先将我们困顿于此的人是谁。有些人，会找“这是社会的元凶”，这是体制、户籍的原因。谈到户籍可追溯到汉朝，难道是汉宣帝将我们固守于此？又有，不稳定的说法是先祖避害，逃难宁肯僻居山村，是先祖的选择遗害了子孙。反正固守的人连村带镇，形成一种定势，甚至没有人思考这是否有什么不对。我和我父亲种一块地这么难，栽秧这么辛苦，栽秧之前和之后还有这么多活要干，还有这么多时日、细节，才可能吃上一口米饭。中间还有许多日子吃不上。吃不上是常态，在我们祖上的那些代。他们日夜在这里耕地，几乎没出过上易家冲。他们中肯定有人想象过但没有出来。我父亲也没有出去，这样稀里糊涂地在这里耕种，我母亲也稀里糊涂地参与进来。她成了一位管理者。她逼迫我和我父亲完成这些事。她临时领导我们出色地完成这些。而我们由来已久的历史基因，反对，使得她成了受害者。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们的那个村，我们的绝大多数人。究竟是谁，让我们固守于此，什么样的历史线索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