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中的专制主义倾向
专制是指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不受约束地掌握国家一切大权的政治体制，而专制主义则是维护这种体制的理论与主张。自春秋时期以来，“礼崩乐坏”的趋势越发显著，进入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就连表面上的礼仪规范都抛弃掉了，“兼并战争”成为了列国政治的主流内容。因此，“应时而生”的先秦诸子开始思考这样的“时代命题”。战国诸子的思想相较于春秋诸子的思想更加契合社会现实，三代先王之化渐行渐远，人们逐渐意识到恢复“先王盛世”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憧憬虚幻美好的三代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人们把目光更多地着眼于当下现实。虽然战国时期仍然有像孟子这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儒家学者，但其余诸子的学说无一不是更加富于现实主义色彩，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墨子无疑也在其列，面对这个不断混乱、崩坏的世道，不断思索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墨翟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专制主义”，抑是因为中国早期文化传统中早有此因子存在。
观察春秋以前的历史，可以发现“专制主义”倾向是“源远流长”，并总体呈不断强化的趋势。自夏启时期由酋帮制转向原始国家到西周初年施行分封制，君主和中央的权威和实力总体上是不断强化的。夏商周三代都十分强调君主地位至高无上，西周实施的分封制使得天子的权威更较夏、商两代为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反映了西周盛世时期的君主权威，“分封制”确实维持了周王朝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固。但随着周王朝的国力衰退，分封制的逐渐瓦解，周天子所分封的各路诸侯渐渐无视天子权威，不服天子政令、侯国间互相攻伐等，同时在诸侯国内部，权威的下移也造成了诸侯手下的卿大夫和士时常有逾矩之举，乃至于最终专政弑君，这样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数不胜数。《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里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人们思想上的变迁，封国之内仅是诸侯一人的领土，而不强调是“天子之土”。封国内所有人仅是诸侯一人的臣民，而不强调是“天子之臣”。行至战国初年，当下不断衰微、甚至名存实亡的周王朝，最直观地体现就是权威荡然无存。而回想起三代初年强盛和强大的原因，包括墨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者们自然不免想到症结在于君主权威。因此战国时期不同学派均提出了有关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并最终发展成了一股专制主义思潮。
墨子专制主义思想的表现
墨子在目睹诸侯国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战争对社会和百姓的伤害后，针对此现象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但在纷争庞杂的战国时代是没有人去听对当下毫无作用的道德说教的，这样的主张也就无法推行和流传。于是墨子认为要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权威来确保其余主张的推行与实施，所以提出了“尚同”，即“一同天下之义”，统一所有的是非和标准。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子·尚同上》）
墨子以为，正是因为人多，而他们所持的思想又往往各不相同，以自己所认为的去否定他人所认为的，这就造成了相互的攻讦和责难，父子兄弟交恶，民众之间互相谋害，自私自利等等黑暗的社会风气，仿佛禽兽世界。因此，墨子提出一定要立“政长”，而这“政长”却并不是已经“德才兼衰”的周天子，而是要选天下有贤才之人而立。不仅如此，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关都要根据“尚贤”的原则来建立。“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由此可见，“尚贤”乃是实现“尚同”的方法和途径。[ 高建立：《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尚贤中》）
墨子主张在政治生活中要破除等级、亲疏、贫富等外在关系的限制，任一位置的授予与评判都要以其能力为绝对标准，贤者上，庸者下，如能贯彻这一原则，那么全国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贤者，那么国家大治就是垂拱而待了。
但是，墨子似乎将这样的“尚同”“尚贤”思想引向了一种极端。即“上同而下不比”，所谓“上同”就是与上级保持协同一致，以在上者的是非标准为自己的是非标准。墨子所说的“上”是相对才能高超的人，“下”则指的是相对才能底下的人。在墨子的理论中，才华出众的人自然应该位高权重，而相对愚笨的人则理所应当接受他们的领导，如其所说：“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贵且智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天志中》）如此论断则未免过于武断，忽视了人的其他优良品质对实际事物的影响，如踏实、认真、努力等等，只是简单地将“智与愚”作为判断标准，显然并不妥当。“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正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三公诸侯正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正之。”（《天志上》）政者，正也。自下而上的庶人、士、将军大夫、三公诸侯，不能擅自按照自己的思想做事，必须等待他的上级来“正之”，而延伸到最高的“正之者”自然就是天子了。墨子这样的主张不啻于是一种思想专制，使得各个阶层都有接受其上一级政长的思想同化，长此以往，则必然陷入政治、思想的僵化。不仅是思想上的同化，墨子甚至提倡言语上的同化。“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尚同上》）”按照墨子完全自下而上的“上同”，那么则最终完全上同于君主，这样，在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君主权势和地位便被无限抬高，这同时还导向了一个对于现实来说极为荒谬的结论：君主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最高，所以他是最为聪明智慧的贤人。但墨子却以此结论为纲。
墨子思想体系中的君主受到其无比的美化和褒赞，这样的论调在书中比比皆是。
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天志上》）
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天志上》）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
在墨子那里的君王，是全天下最尊贵、智慧的人，原因在于其受天之“义”。墨子以“义”为天下间唯一的正确准则，[ 余真征：《先秦儒墨专制主义比较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8页。]但墨子并未直说“义”源自于君主，说其源自于天，“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天志中》）但此“义”的领受者却是君主，所以实际上依然是君主掌握着诠释和决断作用的“义”。“天不过是王的影子。故结果是王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天的是非”，所以在墨子那里，君主成为了实际的真理掌握者，而非其余诸子普遍都“敬畏”的天。
此外，墨子的专制主义倾向还体现在墨家的组织结构上，墨家并不像一般的诸子学派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而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甚至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如墨子在劝楚王不要攻打宋国时，已经事先派遣弟子三百人到宋国城楼上助力守城。墨家的首领被称作“巨子”，在墨家内部的地位尊崇无比，和墨子学说中君主的地位相若。除了世俗的法律条文以外，墨家门人还需遵守墨家内部的相关法律，且墨家内部的法规不受现实政治干涉。“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即使是首领巨子的儿子犯法，且世俗的法律放弃对他的追究，但是这并不能免除墨家内部法律的制裁。“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同上）这表明了墨家组织具有高度的纪律性以及较高的独立性。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没头于前。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于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 （《吕氏春秋·上德》）
这则材料可以反映出几个信息：一，墨家确实始终贯彻着他们“任侠好义”的精神，受人托付而未能完成，能够慨然赴死，丝毫不顾自己“巨子”身份在墨家最尊崇的地位，并且人格魅力强大，从死者百三十人，这也侧面反映了巨子在墨家内部权威之大；二，墨家首领“巨子”之职，应是由上任巨子指定继任，即由上任首领传位于他所认为的贤人，这就近似于禅让制，而非选举制；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墨家内部确实是不存在什么民主制度，墨家内部大小事物往往由巨子“独断专行”，恍然“另类之君”。罗世烈先生认为：“实际上墨家巨子同其徒属的关系，更近乎迷信邪教的首领同其信徒的关系，相互间是独断专行同盲从效死的主奴隶属体制，这也正是墨家尚同学说所要求的君臣之义。”[ 罗世烈：《墨家的专制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方授楚先生说：“墨家之组织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纪律甚严也。”[ 蔡尚思：《十家论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18 页。]总之，墨家的组织形式和“巨子”制度，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继而映射到墨子本人的学说之中也不足为奇了。就连墨子本人也坦言：“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拾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义》） 这表明墨子对自己的学说是极度自信的，自己的学说无懈可击，他人之说均不足取，就像以卵击石。由此，门下弟子也就只能对墨子本人及其学说顶礼膜拜，万万不敢有所“革思”。无怪乎后世“墨守成规”一词引申出保守而不思进取的贬义，大概是由此而来。
余论
墨子身处春秋战国之交的极为动荡、混乱的年代，又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相比上流贵族群体，能够更深体会到战争的巨大危害性以及民间疾苦。因此“兼爱”“非攻”是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但这些要求在当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当权者，希望重新构建一个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借助君主的权威来保证墨家主张的实施，从而结束乱世的纷争，恢复社会的和谐安定。墨家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国家来实现能保证小生产集体正常生产、生活的政治秩序。[ 同①]因时代的要求与局限性、自身学说的矛盾性、早期历史文化的烙印，墨子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专制主义色彩。但这些思想无疑对现实是有一定价值的，包括战国晚期的儒家如荀子一派也逐渐趋于现实，其学说同样具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和专制主义倾向，这也是由社会时代的大背景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清 孙怡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
【2】高建立：《墨子尚同说的专制性特征解析——兼及尚同说对韩非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
【3】余真征：《先秦儒墨专制主义比较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罗世烈：《墨家的专制主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
【5】蔡尚思：《十家论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