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起来的国家，继魏文侯、魏武侯两代雄主之基，魏国的霸业终于在魏惠王二十六年逢泽之会达到了顶峰。需要注意的是，魏国的霸业的完成离不开迁都大梁这一战略选择。古籍中所记载的迁都时间主要是魏惠王四年、魏惠王六年、魏惠王九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魏惠王三十一年等五种说法，通过分析古籍中所载魏国迁都大梁的时间线索，找出事件记载的矛盾点，结合当前魏国所处阶段，加上出土材料的印证，最后当代学者通过历法推算一锤定音，故迁都时间应为魏惠王六年。而且迁都之举是魏国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而非传统史家所认为的“消极避秦”说。同时大梁优越的区位、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手工、商业基础，发达的交通等因素也是魏最终定都大梁的重要原因。以大梁城为中心的城市群高速发展为魏国提供了支撑争霸战争的源源动力，是将魏国推向霸业顶峰的关键一环。然而，一旦魏国在长期的政治博弈中失势，大梁城及其所带来的优势都极易反过来被敌国所利用，魏最终亦因此而亡。由此看，魏迁都大梁实际上是一次容错率极低，十分冒险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战国；魏国；大梁；战略选择
魏之先，据《史记·魏世家》载：“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於毕。於是为毕姓。其後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57页。]西周末年毕国灭亡，子孙散落民间，其后毕万侍奉晋献公。献公以魏地封毕万，为晋大夫，其子魏武子跟随公子重耳，后重耳继位为君，仍以之为大夫，治地为魏。自此魏氏正式成为晋国朝堂上的重要政治力量，位列晋国六卿之一。六卿往往轮流主持晋国朝政，六卿之间也相互争权夺利乃至相互攻伐，范氏和中行氏就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消亡，晋君的实权也在不断地被权臣所蚕食。公元前453年，晋智氏联合魏氏、韩氏攻打赵氏重镇晋阳，一年多仍不能攻克。赵氏首领赵简子遂暗中策反魏、韩两氏首领魏桓子和韩康子，倒戈一击，反杀智伯，遂共分智氏封地，自此晋国朝堂完全由三氏把持，晋君沦为虚君。公元前403年，周考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君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魏国建立，位列战国七雄之一。魏国主要分得今山西南部，是原本晋国的基础部分，拥有较好的经济、农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魏国经历文侯、武侯时期的变法改革、励精图治，先后任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贤才，并以李俚为相，致力于社会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一阶段的魏国领土迅速扩张，向北灭掉了中山国，向西夺取了秦国河西之地，向南攻郑，取酸枣并筑城防，此外还有大小伐齐、伐楚、伐赵之战，虽互有胜负，但依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整体上仍处于扩张壮大的状态。魏武侯时，联合了韩、赵两国瓜分了晋国仅剩下的宗庙之地，晋国完全灭亡。至于魏惠王时，魏国领土已经扩张南至黄河以南的鲁阳地区，东至襄陵地区，疆域呈横向马蹄形，主要包括河内、河东以及黄河以南部分地区，四周与秦、赵、韩、卫、齐等国接壤。事实上，在魏文侯、武侯时期，魏国就已然成为了事实上的霸主，在当时的战国的政治环境中起主导作用，但限于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春秋时期部分尚存的礼教与名分的意识殆尽，所以魏国即使是作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领导起其他强大的国家也较为困难（即使魏国做到了匡扶他国国君、调解国际争端等职责），并且不能得到那些大国聘享的利益。[ 徐中舒、何孝达：《战国初期魏齐的争霸及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吕氏春秋·举难篇》：“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到了魏惠王时期，实际上是继承了两代霸业之基，依旧保持着强盛的国力，维持霸主地位多年，直到魏惠王十八年遭遇桂陵之败、三十年遭遇马陵之败，此二役的战败使得魏国损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元气大伤，自此之后魏国的霸业不复存在，并在后来百余年的群雄攻伐中逐渐沦为他国的附庸，直到公元前225年为秦国所灭。
魏惠王当政期间完整演绎了魏国霸业是如何达到顶峰，以及巅峰之后是如何造成一步步的、不可逆的霸权旁落。因此对魏惠王在位期间所发生一系列大事件的分析与研究，有利于揭示魏国霸业何以达到顶峰并在此后何以逐步衰弱的原因。其中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便是魏国何以迁都大梁，并由此引申出何时迁都大梁，以及迁都大梁之后有何利害影响等几个问题。首都迁移变化往往能反映一个国家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与战略目的，迁都的时机以及其后影响亦一定程度揭示了国家兴亡成败的原因。
一、魏国迁都大梁的时机与考量
在作出分析和推论之前，需要先确定魏惠王迁都大梁的具体时间，而迁都时间又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战略目的密切相关。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梁惠王迁都大梁在史书中的记载主要是以下几种：
1.《今本竹书纪年》：“（惠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 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集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2.《水经注·河渠注》、《汉书·高帝纪注》引《竹书纪年》：“魏惠王六年，自安邑徙都大梁。”[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渠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30页。]
3.《史记·魏世家集解》引《竹书纪年》：“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6页。]
4.《史记·商君列传》：“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隐》：“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秦西鄙，则徙大梁在惠王二十九年也。”[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2页。]
5.《史记·魏世家》：“（梁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6页。]
关于魏惠王迁都大梁的记载基本出自《竹书纪年》和《史记》。其中魏惠王四年迁都的记载仅见于《今本竹书纪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在学界被一致认定为伪书，其中内容与很多已被证实的史实不符，可见其书相当不可靠。且惠王四年迁都的记载仅有此一例，为孤证，那么其可信度更是要大打折扣了。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四年当是指“周显王四年”，而周显王四年实际即魏惠王六年。[ 李娟娟：《魏都大梁历史地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8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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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四种说法分别是惠王六年和九年，以及惠王二十九年和三十一年。第一、二种说法和第三、四种说法之间仅隔了三年和两年，据《竹书纪年》学术界一般认为魏惠王共在位五十一年（公元前370-前319），前两种说法可看作是魏惠王执政的前期，而后两者说法可看作是魏惠王执政的中后期。那么当时魏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战略要求也大为不同，前两种正处于魏国国运的上升期，而后两种则显然处于魏国霸权正逐渐滑落的衰退期，彼时已经经历桂陵之败，以及马陵之败的前后的魏国，正处于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迁都发生的时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将《史记·魏世家》与《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信息串联起来，可以明确得到魏国当时迁都大梁的原因，即魏国在对外战争之中屡遭失败，常常受到秦、赵、齐等国家的侵扰，以及新近为商鞅所败，元气大伤，魏惠王眼见西方的秦国步步强大，东向之心毕露，而自身又因国力损耗巨大，河西之地已然无力再经营下去，只得将河西之地尽数割让与秦国以换得一时的喘息之机，又因都城安邑离秦国较近，故往东迁都大梁以减轻来自秦国的威胁。而商鞅本人即在战前对魏国将来的战略走向有过清晰的认知，《史记·商君列传》载：“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1页。]如若单看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得出梁惠王是因畏秦而向东迁都大梁的结论，逻辑上没有问题，这反映了司马迁对魏国迁都大梁的这一事件的历史认知。但捋一捋太史公关于其他史实的记述，便会发现此处关于魏国迁都的记载有矛盾之处。《史记·商君列传》载：“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71页。]这一处的记载引发出几个问题，按司马迁记述魏国迁都大梁一事的逻辑，迁都之举应发生在卫鞅率军大败魏将公子卬之后，那么在此之前的魏国都城便应该还是安邑。而安邑在此战之前就已经曾被秦军围困并且投降了，都城作为一个国家最显著的标志，一个国家的都城被占领基本意味着一个国家走向覆灭。倘若安邑此时仍然是魏国都城，焉能一经围困便轻易请降？赵国都城邯郸曾数度遭遇敌军围困而始终屹立不倒，可见作为一国之都是绝不可能被轻易拿下的。且一个重要诸侯国的首都被围困，显然是面临亡国的威胁。战国时期的列国最讲究平衡与权变，一个国家的扩张和膨胀必然遭受其他国家的联合围堵和打压，但他们往往也不会坐视一个大国被另一个大国吞并，从而造成后者实力大增，但此时魏都安邑被围却不见有其他国家支援的记载，而传记中对此事件的描述只是一笔略过，仿佛并非一件大事。并且此后并无秦国归还魏国首都安邑的史实记载，如若始终占而未还，何以要到魏惠王三十一年再次战败于秦国才萌生“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的考量？若关于秦国曾占领安邑的记载属实，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此时的安邑已然不是魏国的都城，所以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下降，它的陷落也并不代表国家象征的毁灭，安邑的地位实际上是降格为了魏国经营西部地区的重要军事堡垒。正因为去除了政治中心这一标签，安邑的陷落才未完全引起列国的重视，故而不曾发兵救援。那么由此推论，大梁在此之前早已成为了魏国的都城，安邑的重视程度和政治地位才因此降格。
从这一论点出发，那么迁都时间就只有魏惠王六年或九年。而这两个时间点都属于魏国霸业的上升阶段，那么可以推论的是，魏国的迁都之举是为了自身战略意图的进一步推进，即进一步向东经营和发展，巩固和增强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地位。彼时秦国的国力并未显著提升，秦国正式走向强国之列乃是始于商鞅变法初具成效之后，当时秦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依然是“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此时的秦国很难说会对魏国的霸权造成实质性威胁，因此“畏秦迁都说”是站不住脚的。从区位条件看，原都安邑地处于晋南盆地，北有霍太山，东有太行山，南有中条山，西有黄河，以安邑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就必然受到这些山水的阻隔。且安邑地处魏国西部，距东部、南部新占领的土地太远，且主要通向东方的路线需经上党，上党地区山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故而很难实现对东南方向新占地区加强管理、继续向东部地区增强自身影响力的战略要求。再者，彼时的魏国再想在向河东、河西地区扩展版图的难度很大，彼时的秦国虽然还不至强大到挑战魏国的霸主地位，但由于其立国之必然的东进战略要求，加上魏国与秦国乃是继承了秦国与晋国“世仇”的缘故，秦国对魏国河西之地始终虎视眈眈，魏国对秦国实无必胜之把握，反而在秦国的不时侵扰下受挫（秦败魏于石门、秦攻魏少梁）。北上扩展则有赵国阻挡，往南则有韩国，因此，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南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显然更容易进行扩张，宋、卫、陈等小国成为魏国染指的目标。
而新都大梁区位之优势正是原都安邑所无，大梁地处中原，四通八达，河流纵横，与中原诸国交往十分便利，非常适合发展商业经济。迁都大梁并非朝夕之计，事实上大梁已经作为东方的“陪都”经营有年。大梁原为楚国领土，学界大多将其与开封城市认作一地，虽说两地的确相隔不远，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准确，实际大梁与开封并非一地，而是相隔四五十里，两地并行发展。[ 李合群.：《战国魏都大梁考辨》，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下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大梁在春秋时期为郑国所有，进入战国时期为楚国所有，后为魏国所夺。《史记·楚世家》：“十一年，三晋伐我，败我大梁，榆关。”[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2页。]大梁附近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层深厚，河网密布，四周十分利于农业发展。同时位于天下之中，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均十分便利。大梁距离当时的商业中心定陶较近，也因此受到一定的经济中心辐射效应，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大梁附近是宋、卫等平原地区小国，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稠密，因此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也较好。大梁与韩都新郑、赵都邯郸形成犄角之势，既利于三晋同盟之时相互援助，也能够免于相互敌对之时面临两国联军攻伐。“梁者，山东之要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山东见亡必恐，恐必大合。山东尚强，臣见秦之必大忧，可立而待也。”[ 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魏策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14页。]（《战国策·魏策四》）
综上，大梁不仅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较深厚的农、工、商业基础，并且十分契合魏国的东进扩张的基本国策，且彼时东方的齐国已然悄然强大起来，已不再像魏文侯、武侯时期般臣服，因此放弃偏西的原都安邑，往东方中原地区去加强和巩固自身霸权，迁往大梁也就势在必行了。
但魏惠王迁都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六年还是九年，学者们大多通过魏围邯郸一战的时间节点分析。王国维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应是魏惠王九年迁都。“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安邑之降。”[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2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关于此战的记述为：“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罢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旻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於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於桂陵，大破梁军。”[ 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21页。]在此战中的“魏军”已经被齐人称作“梁军”，而魏自迁都大梁之后，列国乃常以梁来指代魏。《战国史》作者杨宽先生亦认为迁都时间为魏惠王九年。实际上，王国维的观点只能说明迁都大梁的时间在魏惠王十八年以前，但不能据此推论迁都时间即位魏惠王九年。当代学者方诗铭、王修龄著《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亦对此有相关论述：“《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此说之误，昔人考辨甚明。然《纪年》所记虽可信，亦有‘六年’‘九年’之异。《存真》、《辑校》列于六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卷六列于九年。《水经注》、《史记》集解所引皆有‘四月甲寅’之语，或据此推算，惠王六年夏正四月丙午朔，九日甲寅，与《水经注》所引合；至九年四月己未朔，是月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共和以后年历较明，《纪年》用夏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已指出，似属可信。现列于六年。”[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33页。]方、王二人推算魏惠王九年四月只有甲子、甲戌、甲申，而无甲寅，从而排除了《竹书纪年》所载“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一说。有学者推测是战国人在撰写竹简时将“六”误写成了“九”。[ 李合群：《战国魏都大梁考辨》，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下册）——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353页。]1965年安徽临泉县文化馆移交给阜阳市博物馆一件珍贵的战国铭文青铜戈，其上刻有三行十四字铭文“七年大梁司寇绶右库工币缳冶”，尽管博物馆研究员表示，并不能确认该青铜戈建造于哪位魏国君主的“七年”（在位超过七年的魏国君主有魏惠王、魏襄王、魏昭王、魏安厘王、魏景愍王）[ 魏汉：《阜阳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梁七年”铜戈》，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但在此处文献线索的分析与出土文物的相互印证，恰可说明此七年即梁惠王七年，即惠王六年就已迁都大梁。
二、魏国迁都大梁后的带来的影响
（一）
魏国既定都大梁，自然也需要一推进系列措施来促进大梁城市的发展，兴修水利措施是魏国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 范祥雍订补：《古本竹书纪年集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1页。]即开启鸿沟工程。大约是从北面的黄河或荣泽引水入中牟县西的圃田（方大湖），然后从圃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这样荣泽、圃田泽就成为了天然的蓄水库。鸿沟工程第二期起于惠王三十一年，“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 范祥雍订补：《古本竹书纪年集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8页。]，即又从大梁城开大沟，引圃田水东流再折向南方，与淮河相连。鸿沟水系的开发对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均有深远影响，这使得大梁城成为这一大片水系网的中心，进一步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也提升了大梁城市的发展条件，拓宽了城市发展空间。[ 李润田：《开封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第三期。]中原地区地势地平，加之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洪涝灾害。战国时期有记载的水灾共16次，其中魏国就占了8次，为列国之最。[ 刘继刚著，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先秦卷》，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因此对大梁城周边的水系建设不仅是为了发展国内建设，同时也是减轻自然灾害的必然需求。这样一来，大梁周边的灌溉条件和防洪能力都能得到显著提高，总体低洼、积水的状态也有所缓解，进一步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开发与农业生产的开展。
交通条件的改善反过来促进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史记·苏秦列传》：“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 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87页。]战国豪商白圭曾为魏相，亦反映了以大梁为中心的魏国无疑是天下商人交游贸易的大都会。
在国内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魏国同时开展了一系列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活动。据杨宽先生编订的《战国大事年表》，公元前三六一年，魏惠王与韩昭侯会晤于巫沙；公元前三五八年，魏惠王与赵成侯会晤于葛孽。同一年，魏国包围韩宅阳，迫使韩国与魏国于巫沙结为盟国。可见，彼时的魏国内部生产力迅速发展，对外则尽量与三晋联合以壮大声势。公元前三五六年（魏惠王十四年），慑于魏国的威望，鲁、宋、卫、韩四国之君入魏朝见。可见，魏惠王作为诸侯领袖，也即霸主地位基本确立。公元前三五五年，魏惠王入齐会晤齐威王，并一起到郊外进行田猎活动；同年魏惠王又和秦孝公会晤于杜平，抑或是相谈甚是不悦，两国次年旋即开战。杨宽先生认为，各个大国国君会面如此频繁，是因为这段时期局势紧张。大国国君会晤，目的在于与国交好。大国迫使小国来朝见，则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范围。[ 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页。]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用卫鞅开始变法改革，自此秦国国力日强。同年即齐威王元年，也任用了一批贤才开启政治改革，国势也开始重振起来。此后魏惠王的霸业虽然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秦国和齐国始终是魏国霸业之路上两块最大的绊脚石，甚至于可以说是秦、齐两个大国联合绞杀了魏国，将其推下了霸主宝座。但是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原国家之间的政治事务，有力增强了魏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多数国家都服从魏国的领导，另外几个大国即使心有不甘，却也不够强行挑战魏国的霸主地位。所以说，魏国迁都大梁以更好向东扩张、增强和巩固霸权地位的战略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二）
魏国除了在国内开凿鸿沟，还推行了其他改革举措。如创设“武卒”制度，《集解》引《汉书·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89页。]这表明魏惠王着力打造了一支战斗素养极高、装备优良的精锐部队，同时对士兵家庭给予优待政策，正是为了满足魏国对外争霸战争的需要，则必须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同时魏国还着意修建一些军事要塞，改善交通。“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 范祥雍订补：《古本竹书纪年集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页。]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备西方的秦国入侵。《竹书纪年》：“十一年，郑釐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 范祥雍订补：《古本竹书纪年集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页。]魏国与韩国交换部分领土，魏国取得枳道，由此控制了通过太行山的交通线。魏惠王十四年，鲁、宋、卫、韩四国之君入魏朝见，标志魏惠王霸主地位基本形成。但彼时明确顺从于魏国的大国仅有韩国，其余追随者尽是小国，其他较为强大的国家如赵、齐、韩、楚仍旧对魏国的霸权地位虎视眈眈。受魏国东扩战略影响，严重挤压了赵国扩张势力的空间，中原小国大都倒向魏国。公元前三五六年，赵会见齐、宋君于平陆，与燕君会见于阿。此时魏赵关系已然不合，赵成侯不仅没有去朝见魏惠王，反而积极联络交好其他诸侯。公元前三五四年，赵国进攻卫国，取漆、富丘。这是在公然挑衅魏国霸主地位，故魏起兵攻赵，围困赵都邯郸。次年齐国出兵救赵，不解邯郸之围，反直取大梁，待魏军回援至桂陵时伏兵齐出，大败魏军。同时秦趁魏围邯郸，夺取了魏国少梁。楚国亦起兵救赵，取魏睢水、濊水间地。魏国无愧强国之姿，面对列国围攻，依旧在公元前三五三年攻破了赵都邯郸。公元前三五二年，魏国于襄陵击败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托楚将景舍向魏求和。次年，魏国归还赵都邯郸，魏赵于漳水结盟。正在魏国全力经营东方之际，秦国往往袭扰魏国西部，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公元前三五二年，秦攻取了魏旧都安邑，次年又围魏固阳，迫使其归降。随着魏国在东方战场上先后与齐、赵等国讲和休战，遂转头攻秦，围困了秦定阳。“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齐策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42页。]（《战国策·齐策五》）秦国仍慑于魏国之强，与魏国讲和相会于彤。公元前三四八年，赵王与魏王相会于阴晋。至此，尽管魏国在列国的包夹围攻下付出了一定代价，但依旧取得了东西战场的最终胜利。虽然暂时修好的几个大国秦、齐、赵等均是各怀鬼胎，但至少明面上魏国的通过这番东征西战声望空前高涨，而后来的逢泽之会则标志着魏国霸业达到了顶点。公元前三四四年，即魏惠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在大梁附近的逢泽召集诸侯参加盟会，会后又率领众诸侯朝见周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秦策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9页。]与会的诸侯除了淮泗的小诸侯，还包括赵肃侯，秦国也派公子少官参加会盟。赵、秦两国的与会，实在为魏国的霸业增色不少，积怨已久的宿敌也不得不承认魏国霸业之成功。
（三）
魏惠王六年魏国迁都大梁，至二十六年魏王为盟主朝见周室，迁都后的二十年间魏国的综合国力和威望总体呈显上升趋势，这其中离不开以大梁为中心的城市群迅速发展，拥有雄厚的农、工、商业基础才能支撑起魏国连年的争霸战争；国都周边优越的交通条件使得政令兵马能够顺畅地通行全国，这使得魏国即使在面临多国围攻的局势也能从容应对；大梁当天下之要冲的战略地位，不仅利于震慑、吞并周边的中小国家，还使得魏国永远都是大国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环，此后的魏国无论是强盛与否，都是领导或是必须争取的一方，是列强利益均衡的中心点。大梁城地理位置的要冲，恰反映了魏国在列国博弈中的关键位置。然而，当情势一转，当魏国的国力不复极盛之时，大梁城的优势所处的优势甚至于一转而为危害。魏国为霸主之时自然可以东征西讨，想得四周某块利于本国的便宜之地，或软索、或硬夺，常能如愿，同时享受来自四方诸侯的臣服和朝见，一如众星拱月，处于地理位置的中心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的中心是最理想的状态，似乎也符合后世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要求。然而一旦魏国实力不济，沦为二流强国之后，孱弱的国力无法抵御来自四方的威胁，却占据了列国的均垂涎的膏腴之地，列国虽然不会坐视其他国家完全吞并魏国，但衰退的魏国却也实实在在成为其他志于称霸、统一的国家欺压的对象，战国中后期的魏国历史，确乎是一段不断重复的战败——割地——求和的历史，魏国的版图与国力也就在四周诸侯一次次地蚕食下消磨殆尽，且大梁附近地势地平，无险可倚，诸侯之兵数次直抵大梁城下，衰败的魏国时常有亡国之虞。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魏国绝无可能从纷乱的国际政治旋涡中抽身，既没有能够支撑“以战养战”的国力，而周围列国又绝不容许魏国有休养生息的间隙，或为连横策略的“打手”，或作为合纵谋划的“帮凶”，常常仅仅是作为一颗被游说之士玩弄于鼓掌的棋子，在一次次的军事、外交活动中失城割地。“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内河外，大县数十，名都数百”[ 司马迁：《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6页。]（《史记·魏世家》）。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将王贲率军攻魏，彼时的魏国仅仅剩下都城大梁和附近一些城邑，王贲在迅速荡平了大梁附近的城邑后，包围了大梁。大梁城总算在连年的战火下，经营得城高池深，一时不易攻克。王贲遂引鸿沟、黄河之水灌城，大水浸泡三月，大梁城坏，魏王假划小舟出城请降，魏国赖以富兴的都城水系竟成了埋葬魏国宗庙的坟墓。
三、总结
通过分析、比对古籍中所载魏国迁都大梁的时间、线索、信息，找出事件记载的矛盾点，结合当前所处局势，出土材料的印证，以及当代学者通过历法推算一锤定音，本文认为迁都时间应为魏惠王六年。并且迁都原因并非前代史家所认为的“消极避秦”，而是魏国积极主动的东进战略要求。大梁附近广袤的平原地区十分利于魏国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同时迁都大梁使得魏国能够更加有力地插手、主导中原地区事务。除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因素，大梁原先良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基础，优越的自然条件，便捷的交通等也是魏国最终定都大梁的重要原因。迁都后，以大梁为中心的城市群迅速发展，广阔的经济腹地得以充分开发利用，建设大型水利设施，农业、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还形成了十分发达的交通网络，魏国也成为了天下富商络绎不绝的经济中心。应该说，迁都大梁使得魏国各个领域加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些条件能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支持魏国开展连年的争霸战争的动力。在相当的历史时期，魏都大梁及其所带来的各方面优势确实使魏国形成了霸业并延续。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的，而是一柄双刃剑。随着魏国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博弈中落败，最终丢掉了霸主地位，情势轰然逆转。作为“天下之腹腔”，遭受沉重打击的魏国，无力覆盖、抵御来自四方敌人的攻势，由俯瞰天下的野望之地，转变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四战之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繶，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刘向集录，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魏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29页。]（《战国策·魏策一》）当自身的实力不足以守护所拥有的丰富资源，那么就会为敌所用，恰如揖盗而资敌。平坦的地势、发达的交通助敌轻易威胁国都安全；四面与他国接壤，兵力薄弱分散；常常需要调和、斡旋与周围列国的关系，否则遭受腹背受敌的窘况。乃至先前赖以富兴的水系，竟成为了亡国的祸水。
总体来看，魏国迁都大梁是一步险棋，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是一种容错率极低的战略选择。一旦离开安邑，去往东方与中原诸侯争夺霸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天然的险要，就只能万分小心、审慎地运用这些列国都觊觎的优越资源，绝不容半分疏忽闪失。而魏王称霸后却仍旧穷兵黩武，终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渐渐不能守护所拥有膏腴之地，在长期的混战中被逐步瓜分殆尽。不像齐、楚等大国背靠鱼盐、山泽之利，魏国居天下之中的区位即断绝了其衰而复兴的可能性，列强绝不允许魏国有半分喘息之机。《左传·宣公十二年》：“君以此始，亦必以终”。[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宣公十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39页。]轻易获得的优越条件与资源一旦使用不当，决策失误，都将一转变为敌人刺向自身的利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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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专著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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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9
